绍天五年，深秋十月。
北京西山，香山永安寺里的枫树叶红得像燃烧的火焰一秀，尤其是露后更是呈深紫红色。
朱以海以前来过香山看红叶，也去八达岭看红叶，甚至还看过秦岭的红叶。不过都是在另一时空，那时他来京数次，有开会有旅游，秋天到京那是必去香山，近十万颗红枫确实美如画卷。
不过游客太多，体验并不算好。
而此时朱以海看着香山，却发现红枫并不多，只有金朝皇帝修的大永安寺里有大片红枫，开起来也非常好看，但却少了那种漫山开遍，红似日出的磅礴大气感。
有人说永安寺其实始建于唐朝，也叫香山寺或甘露寺，经历数朝的修缮扩建甚至是重建，到明末的时候，已经十分壮观，只是闯军入京，清军入关，都使它遭受了不小的破坏。
“香山红叶可谓是北京最浓的秋色，今日天公作美，明净高爽，这香山寺里的红叶倒也正红，来的正是时候。”
朱以海漫步香山寺中。
大永安寺也刚经历了整顿裁汰，保留了一百个僧人，算是级别较高的了，还留了一千亩地。
不过金佛铜像已经被销了。
寺里来进香的人也不多。
朱以海来寺里，也没让主持、和尚们迎接陪同，带着太子、汉王，由文安之、王之仁、张名振等一干文武重臣陪同悠闲散步着。
香山的景色确实不错，就算此时红枫树不多，但没了那人挤人的游人，观感很不错。
香山有皇帝行宫，金朝皇帝时修建，后来几朝也都有修缮，此时虽然行宫里的财物摆设装饰等大多搬空了，可底子还在，简单的修缮了一下后，还是挺不错的。
“米喇印和丁国栋在甘肃造反，拒绝御营进入，称什么甘肃是甘肃人的甘肃，据守兰州，还派人去勾结叶尔羌汗国。
叶尔羌吐鲁番总督阿布伦不满朝廷先前对西域的调解，更拒不承认卫拉特对吐鲁番、哈密的占领，他在吐召集士兵号称圣战，并任命其子巴拜为吐鲁番总督。
巴拜又派其长子土伦泰率两千人前往兰州，号称要共同击退我大明官军入甘。”
朱以海对于这叛乱消息并不惊讶，甚至一点也不慌。
甚至皇帝其实早就能料到有这一步，或者说米喇印他们能从抗清义军到如今再反大明，这里面本就也有皇帝在故意推波助澜的。【穿】
【书】
【吧】
至于说为什么，原因也简单，在皇帝看来，那里早就是一个脓包，有条件的情况下还是早挑早好。
“我朝原在河西甘州旧设义勇前锋一营，尽皆土著回兵，崇祯末以土官回回都督米喇印统领，其兵马粮草且系自备，是以向来巡抚总兵皆是递相劄委参将职衔。其人勇冠三军，且系回回土官，非流职可比。”
米喇印和丁国栋，都是土官，米喇印是回回，丁国栋是色目。明末为朝廷委任的参将游击等，后来也都是归附闯军大顺，仍授以武职，统领本部。后来清入关，米喇印等本来也是立马墙头草，顺势又归附了清朝，也都扔委原职的。
说来，米喇印丁国栋这些人，其实就类似于秦良玉马万年这些西南土司身份，只是相比起秦良玉一代巾帼英雄的忠贞义勇，米丁等不过是乱世墙头草，一介地方军阀而已，谁强就投谁，毫无立场可言。
当年明末甘肃巡抚林日瑞本是米喇印、丁国栋等上司，后来顺军攻打甘州之役时，米喇印丁国栋却暗中倒戈，致林日瑞兵败而死。后来林日瑞的侄儿却被清委为甘肃的分巡道。
他到甘州后，严治闯贼余党，尤其是针对米丁二将，欲诛之，结果引发兵变。米丁二将举旗反清，号称归附鲁监国，摇身一变又成了明将。后来原顺将贺弘器等自关中兵败下陇，朱鹏飞奉旨整编后，又与他们分兵，贺等分兵西进，与丁喇二人倒是联手扫平了甘肃，各据一边。
此后这几年，朝廷给他们授职给番号，也调他们到陇山一带牵制关中清军，甚至之前还让米喇印趁卫拉特夺取吐鲁番哈密之际，出嘉裕关收取了空虚的河西四卫旧地。
要说功劳，那自然也是有功劳。
可还是走到今天这一步，最关键的还是米喇印、丁国栋等只是甘肃地方土官，级别也不高，实力本也不强，乱世墙头草吗，可是这几年他们趁着绍天帝北伐中原之际，尤其是有御营的牵制配合，使的他们很轻松的掌控了半个甘肃，尤其是河西地区。
这让他们不免有些膨胀起来，这几年他们也是不遵旨意，私自招兵买马等，手中有一支不弱的兵马。
皇帝几次要整编归义镇和河西的那些超编人马，甚至要收回地方税赋、治权这些，但他们并不配合。
皇帝要把归义镇的将领们对调，他们也不执行。
双方的关系其实早就很紧张，米喇印和丁国栋已经把甘肃当成他们的私人地盘，甚至之前还跟吴三桂私下达成秘密协议，要西北联保自治。
他们还暗里去游说驾弘器等，想要瓜分陇右。
最后又跟叶尔羌汗国的人勾结到了一起。
至于说如今终于反了，举旗的理由是朝廷正进行的佛道改革。关陇的回回很多，这些人比较特殊。
在唐代时，随着大食的东进，就有许多中亚西域的人开始改信新月教，后来到了蒙古西征的时候，大量信仰新月教的中亚、波斯、阿拉伯的军士、工匠、商人等迁居到中国西北和沿海诸省，并逐渐与当地的汉蒙等融合。
最早回回其实在元朝是属于色目人，后来到了元末时，才算正式有回回，主要就在陕甘宁。
回回其最独特之处就在于他们是以信奉新月教而形成的一个族群，本身其实是由中亚、蒙古、中原等不少族群组成的。
在后来民国的时候，有人曾说回回就是信奉新月教的汉人，其实虽不准确也不是全错，因为在西北，确实是有许多汉蒙等最后因信新月教而成了回回一员。
到了此时，陕甘的回回数量已经很多了，他们跟叶尔羌一样，信奉的是新月教，与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人不一样，也与汉民不一样。
回回大分散，小聚居。
在元朝灭亡后，回回和蒙古人一样，也有一个逐步内附的过程。在陕甘，回回继续垦荒种地，并不断有归附的回回迁徙过来，人口不断增加。
陕西关中、甘肃河州，宁夏灵州至平凉固原各县，回民众多，形成大量聚居点。
有明一朝，也是回回融合汉蒙等多民族逐渐形成了回回这个新族群。
明初的时候，朱元璋曾经禁止蒙古色目人更易姓氏，也限制回回内部通婚，采取强迫同化的政策，但朱元璋对新月寺和新月教却有谕旨承认保护，这也留下了隐患。
经过近三百年，明初那些在陕甘宁垦田的士兵百姓，已经繁衍生息，有了稳定的聚集区，在这些稳定的居住区，形成了以新月寺为中心的文化习俗，与周围汉人区别越来越大。
明末时，陕北和甘东的回民，就在马守应的率领下，成为农民军的主力之一，在明末的风起云涌中，本就在陕甘宁地方有很强势力的回回，也是迅速的通过组建团练、乡勇，归附新朝等，开始拥有了自己的强力武装，甚至逐渐控制了陕甘许多地方。
朱以海也是早看到了陕甘宁回回与汉人文化习俗相差巨大，而且他们有很强的排外性，在当时的情况下，回回大有几分要在陕甘宁建立一个如叶尔羌汗国一样的****的回国的意思。
朱以海当然不能容忍这种分裂分离势力，所以他并没有一味妥协，而是果断的决定主动挑破脓包。
各地佛道改革，也向陕甘宁下旨，要求奉旨深入推行。
对新教下手，这是最直接的一剑。
尤其是朱以海直接就把新月教定为邪教淫寺，予以取缔禁止，要拆除新教寺庙，收缴焚毁新月教经书，将所有新月教寺的长老们，进行迁移入京畿的政策。
这样激烈的政策，明显是有意激化矛盾的。
而皇帝这样做，也是因为他知道，若是按照许多大臣的建议，对他们采取宽容、缓和的政策，尤其是从俗从宜，务安其俗，那后果历史早就已经演示过了，会非常惨烈的后果。
同治回乱，那是最惨痛的教训，最关键的就是如果完全从俗从宜，那么这样下去，惨事还会重演，甚至可能真要分离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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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内部，尤其是教宦成为门阀，集教长、地主、先生等角色，成为事实上地方上的话语权掌握者，这些人在地方上，比汉地的那些乡绅们对地方的掌握可强多了，类似于大家族的士绅族长的权威。
教族一体，才是最关键处。
简单的移风易俗，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要跟当年大食东进传教时做的那样，才有可能改变。
朱以海故意下旨禁教，迁阿訇教职者入京，整编裁撤陇右回军等，本质就是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简单的安抚等已经行不通了。
当尼堪倒下，吴三桂被迫交出兵权进京，御营开进关中后，其实朱以海就已经开始动手了，计划是早就已经深思熟虑了好几年的，如今只是到了动手时机而已。
皇帝不仅仅是针对米喇印丁国栋不听旨意，不肯接受整编，而是要真正的夺回关陇的统治权，族教一体的变绿，将意味着一个回回国在西北建立，这是绝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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