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古代人口的研究是一件极其谨慎细致的工作，需要化费较多时间与精力考证与搜寻及引证相关数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成果只会引起小众的关注，有的人不太愿意涉及这类课题，可是林正秋与众不同，对此项研究乐此不疲。
人口研究
林在做“浙江二千年人口发展调查与分析”时，援引了大量典籍中的史料，包括《春秋》、《左传》、《吴越春秋》、《越绝书》、《汉书·地理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史记·东越列传》、雍正《浙江通志》、《太平御览》、《宋史》、《宋会国辑稿》、《元史》、《明会典》、《西园见闻录》、《清代文献通考》、《嘉庆一统志》、《肇域志》、《明史》、《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遂昌钟氏家谱》等，以及各种古籍记载甚至包括古人的诗词、杂记、章回小说等内容，不一而列。他在浙江图书馆孤山古籍部与地方文献资料室查阅，几乎找遍了全省数百种地方志有关人口记载的史料，做了大量笔记。
另一方面，这项工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因为他在杭师院有正业，教学任务。
当时写作研究条件相当简陋、没有复印设备，绝大多数靠手工抄写。
在整个写作进程中，仍担负着正常的教学任务，时有分身乏术之感。
工作紧张时，不得不自费请人帮忙抄写，最后整理出人口资料达数十万字。他将这些数据与数据装订成册，蔚成大观，从中也可以窥探到他的治学态度的一丝不苟。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林写出了浙江从西汉时期的七十万人口，一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三千万人口的演变史。从历史上对于人口记载的片断或滴滴点点中，分析出当时杭州人口的规模，许多典籍只有“户数”的记载，而没有人口的具体数字，只能采取推测的方法加以估算，此举不仅需要有相当古代文献的存量，还要有对史料上人口变化的敏感性，一些小小的细节，都不漏过。例如，北宋嘉佑二年（1057），梅挚出任杭州知府。
宋仁宗赠诗，称杭州是“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从诗句中可以窥探到在北宋时期，杭州就已经成为东南沿海的一座经济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城市了。
柳永（987-1053）在名篇《望海潮》中写道：“东南形胜，三吴会都，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
“十万人家”只是一个估算，究竟有多少人口？据元丰年间（1078-1053）的《九域志》载，彼时杭州人口已达二十万二千八百多户，超过江宁（南京旧称）的十二万七百十七户、平江（苏州旧称）的十五万二千八百二十一户，成为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这些古代遗留的文献，只有“户”的统计，也就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计算，而没有个体居民人数的统计，这就给后人对人口的研究留下了难题，统计确切数字有相当难度。
林正秋对浙江历代状元的研究成果也非常突出，考证了从隋唐到清末光绪年间的一千三百年中，全国共有六百七十五名，浙江就有六十五人，约占全国状元的十分之一，浙江状元人数位居全国之冠。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浙江自古以来，文风甚盛，优于别的地方。
南宋杭州人口研究
林正秋对杭州人口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一九七八年《杭州大学学报/社科版》上，题目是《南宋都城杭州百万人口考辨》；
一九八六年在《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发表了论文《南宋京城临安城坊考》;
又在一九八八年十月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刊载他的《浙江二千年人口发展》。
对地方人口一步一步深入的研究与考证。这些对于南宋时期临安人口研究，国外就已有人在做了，因为当时（十二、三世纪）杭州的人口在全世界城市已经排在最前列了。
但是确切有多少，各种数据显示，难于有一个实际可信数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日本汉学家加滕繁发表了《论南宋临安户口》与《南宋临安户口补论》二篇分析南宋临安人口的著作。林论证了日本学者桑原博士认为南宋杭州城区人口有“一百万家户中，五百万人”的论点有疑问。
林正秋认为，南宋临安城区约有“五十万户，一百五十万人”，这是一个估计，许多典籍记载，只有“户”，而没有人口的具体数目。日本学者斯波义信曾在一九七四年的《麓山论丛》发表了《再论南宋临安人口》。林认为，斯波义信的这个结论比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林推测，南宋临安九县人口不断发展，顶峰时应达到一百二十余万，这个数据被许多史学家认同。他的依据来源于南宋地方官的统计记录，再明确界定统计范围，分三个时期计算，较为客观合理。平心而论，根据众多中外学者的论述，如果杭州当时横向与其它国家城市相比较，无一不证明，十二、三世纪的杭州，城市人口数目在全世界是登峰造极的。
一九八六年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中国人口·浙江分册》（《浙江历史人口》），这是浙江首部人口史研究著作，并于一九九0年获“浙江省社科优秀著作二等奖”。
一九八八年，林正秋应人口地理学家王嗣均（注1）邀请撰写《浙江古代人口史概述》，论述了浙江五千年人口的发生、发展与演进的过程，并列出每个时期人口的基本面貎与特征，初步揭示了浙江古代人口发展规律。据了解，在林正秋研究之前，内地学界尚未有人对浙江人口史作过类似的分析。
乡贤研究
林正秋对于乡贤良吏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大学时期的一九五九年，他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论于谦的爱国主义精神》。于谦（1398-1457），钱塘人，一位杰出乡贤，与岳飞、张煌言被列为“西湖三杰”之一。www.chuanyue1.com
一九七八年，又写了《浙江历史上的科技人物》系列论文，连续发表在《杭州师范学院/自然科学版》上。同年，他与一位同事胡霜合作写了《浙江古代科学家故事》，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1978年版）。
一九八三年，林正秋主编的《杭州历代名人传略》，罗列了杭州各个历史时期的名人、贤人，此文作为杭师院学报增刊出版。
工匠列入“乡贤榜”
林正秋对“乡贤”的衡量标准，与众不同，不以“官位”作为衡量乡贤准绳。
有人认为，官做得大，才够“乡贤”的格。只要浏览一下各地宗谱，名字排在前列者往往是祖上官爵，而非他们的实绩、才华，或者，对社会与百姓的贡献，平民或工匠，在宗谱或地方志上基本排不上号，尤其是对那些居其位而缺其德者，不在林衡量“乡贤”标准上。
他在乡贤标准选取上是根据此人在史上对社会、对乡民的贡献、才华作出取舍的决定。
工匠喻皓
工匠喻皓，生于吴越国时期，只是一位建造木塔的师傅。
杭州凤凰山梵天寺建造了一座塔。钱王登临察看时，发现塔摇晃。
匠人们想不出原因，喻皓笑道：“只要把每层铺上木板，用铁钉钉牢，使四方八面都结成整本，塔身就稳定了。工匠照着去做，果然塔身就不摇了。
宋太宗召集全国能工巧匠到京城开封府按天宫形状造一座十三层宝塔。
喻皓奉命进京，设计了一座有点倾向西北的塔，遭到同行与官员非议。但他坚持已见，费时八年，在端拱二年（989）完工。此塔“巨丽清巧，近代所无”（《续资治通鉴长编》“玉壶清话”）。喻皓根据长期实践，写了本书，叫做《木经》，成为我国史上首部木工手册。
匠人毕升
毕升（1033-1097）生活北宋中期的杭州人，只是一名作坊书肆的刻工。当时杭州是全国四大雕版印刷业中心之一。刻板费时费工，一书一板，用后即废。
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比之雕板印刷术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一字多用，重复使用，瞬息可就，印刷量随之提升。这些工匠对于科技文化传播的贡献则是不言而喻的。
浙江史上的科学家
沈括（1033-1095），杭州人，他的以杂记文学体裁的巨作《梦溪笔谈》，内容几乎涉及了当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将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技术与毕升印刷术等众多“小人物”的发明创造写进了书中，被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严格意义来说，沈括算不上“科学家”，只能说是一个杂家，或者散文作家。
林的论著《浙江历史上的科学家》在一九九七年获得杭州自然科学优秀论文二等奖，此文分四个时期，每个时期选取浙江籍科学家二十人，分为唐之前；
五代、二宋时期的科学家；
元明时期的科学家；
清代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研究涉及治水、医学、建筑、机械、算学诸领域，人物大多没有官位。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时仍不为人所知，因此，林为每个科学家做了简洁扼要的小传，为读者展示了浙江古代辉煌的科技文化。许多工匠与科学家在当时鲜为人知。因为古人使用文言文，这给现代读者带来一定障碍，编写时需有必要的解读与对比。
林在研究古籍时，特别关注对人物的记录，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这些内容，对于非专业者来说，大多不能给人以感性的认识当时社会的面貌，只有加入人物，他们的所作所为，才能将古代社会变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地铨释古代社会面貌，尤其是他在杭师院教学中，在课堂上如果仅列条条框框的理论，会让学生感到枯燥或厌倦。林的经验是，在教学时渗入人物的所作所为，课堂氛围也就变得生动有趣，更能吸引学生关注。
诸如，他的《西溪湿地史》上篇为西溪简史，下篇就罗列了西溪地区的古代名人、贤人。同样，在《杭州道教史》中，也历数杭州各代道教名士…。一直到今天（2021），林仍在构思《杭州历代著名医学家》的书。
名人游踪与旅游开发
《浙江旅游文化大全》内容较为全面，不过，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名人胜迹”，他列举四十八位名人在浙江的游踪，分门别类，有传说类的人物：虞舜、夏禹；
有帝王类：秦始皇、钱镠、钱弘俶；
名臣类：伍子胥、范蠡、谢灵运、王安石、文天祥、于谦、康有为等；
文学家：贺知章、苏东坡、李渔、朱熹、俞樾等；
也有高僧：智顗、济公、弘一法师;美女、隐士:西施、严子陵等。
不难看出，名人效应对于当今旅游规划与开发有着重要的意义，旅游业可以带动区域的经济建设，名人起了相当作用，以范蠡（注2）为例，记载范蠡行踪在浙江有多处遗址，仅范蠡养鱼池就有二处，一在绍兴坡塘乡盛塘村，为上池；二在南池乡秦望村，称下池。
望海亭，在绍兴府山，《吴越春秋》载，范蠡在此建飞翼楼。楼废，又建亭望海，故名；
陶朱山，在诸暨城关西侧。相传山麓有范蠡故居而得名；
范蠡湖，在嘉兴南环城路侧，湖青见底，旧产五色螺。
蠡山，在德清县，相传范蠡与西施隐居于此，过着平民的快乐生活，村内立有范公祠。
陶公钓矶，在宁波东钱湖畔。相传范蠡隐居钓鱼，取名“陶公钓矶”为东钱湖十景之一。
朱熹，除了对朱熹生平简明扼要介绍以外，汇集了他在浙江的游踪，书中一一列明：
在杭州吴山有题刻“东南第一山”，传为朱熹手迹；
独山书院，在缙云好山之麓。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公事时，于淳熙九年（1182）八月回闽途中，从台州抵达缙云，游仙都山水，在此讲学；夶风小说
朱熹题刻，在杭州周浦乡昙山仙人洞侧，朱熹与弟子在绍熙甲寅年（1194）入京，以及同年自临安返闽途中，游昙山的题写。正书，直式，共六十二字，遗迹尚存：
溪山第一楼，在嵊州城关镇鹿胎山麓，相传朱熹游剡，登山观景，有语赞“溪山第一”。嘉庆九年（1804）建楼取名纪念：
朱子洞，在新昌仙髻岩南侧岩腹中。相传朱熹在此讲学，原有朱子亭，供朱熹像，亭联曰：“日月两轮天地眼，读书百年圣贤心”。洞旁有一棵老梅，据传为朱熹手植，至今仍抽枝开花，生机不绝，人有“朱梅”之称：
衢州烂柯山青霞洞有青石板，题刻“战龙松”三字，尾题“晦翁书”，晦翁是朱熹的号。
为了旅游开发
林正秋编撰古代名人，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乡贤能人在浙江的行迹，目的只有一个，并非为了写名人而写名人，潜在语言，一目了然，为当地开发旅游经济着想。
名人效应可以引发更多人的关注，这是旅游经济与规划的要素之一。
《浙江旅游文化大全》，一本省旅游局主导编写的书，为了指导全省各地旅游开发，带有若干政策导向功能。由于这本书的广泛流行，特别是一些地市县旅游局与乡镇干部阅读了书中对本地山水的介绍后，引起重视，并将当地的许多地方开发列进议事日程，带动了经济发展。因为许多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偏僻村落与远离城镇的山沟沟，或者说，“穷乡僻壤”，放到了全省，甚或，全国游客的视线下，一举成名者，不在少数。
那里的青壮劳力大多外出打工，乡村经济呈衰退迹象。因为有了名人效应，有了“名人游踪”而有了知名度，不仅引发驴友的关注，也引了青少年与游客的关注，那里的秀山秀水，再也不会藏在深山无人识了，成为游客纷至沓来的旅游目的地。无可讳言的是，此举为许多穷困相对落后地区的百姓带来福音，详见本书第二十四章“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介绍。
搜集名人贤士墨迹
林正秋不仅关注地方上的良吏文人的活动，以及他们为百姓做出的好事，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具体，不惜化费时间搜集古人的墨宝。
古代杭州贤人不仅事迹让人感动，还有墨宝可供佐证。
这是一件费时费力的工作，平时人们在阅读中不太注意，等到需要用时，必须凭借着记忆，从各个古籍中去寻找线索。我国留存的典籍茫无边际，犹如大海捞针，很少有人愿意从事这项看似吃力又不讨好的事，而林却乐此不疲。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中，查找那些古代名人手迹，致为不易，虽说林博览群书，功底扎实，仍耗费了许多心血与时间，才完成这本书。
二00二年，林主编的《杭州历代名人墨迹》面世，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市委书记王国平作序，采用古式线装本形式，分为上、中、下三册。
上册主要人物有禇遂良、钱镠、钱俶、林逋、孙权、贺知章、沈括、林希、周邦彥、张九成、吴说、马和之、刘松年、马远、李嵩，夏圭、周密等共二十一人；
中册罗列了仇远、白珽、明本、黄公望、张雨、钱惟善、俞和、戴进、于谦、蓝瑛、诸升、毛奇龄等人。
下册主要有：厉鹗、丁敬、杭世骏、梁诗正、陈兆崙、袁枚、梁同书、童诰、蒋仁、黄易、陈鸿素、龚自珍、戴熙、陈豪、汤寿潜、章炳麟、陈叔通、丁辅之、王福庵、马叔伦、郁达夫、夏衍、常书鸿等，共计一百二十多人。
此书出版后，立时成为各大图书馆与文史研究者的典藏珍品，也成为杭州市委、市政府赠送宾客的礼品，不少杭州友好城市将此书存放在城市展示厅，供市民与专家参考阅读。
一直到今天（2020），林还在撰写《杭州历代清官良吏》作为向下一代进行廉政教育的材料之一，希望干部如同历代清官廉吏那样，在任内为百姓多做好事、多做善事而青史留名。
二00六年，市委书记的王国平到杭师大视察，在会上说，林正秋是杭州历史文化的百事通，希望杭师大能多培养几个像林正秋那样的“杭学专家”。
附录：
一九九二年林正秋被评为“杭州市教育系统标兵”。
一九九三年，林正秋被评为1992-1993年的“杭州市师范优秀教师”，并荣获国家教委颁发的“曾宪梓教育基金奖”。
注释：注1王嗣均，1929年出生在浙江奉化，1953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学院地理系，曾任浙江人口学会会长，从事经济地理、人口地理与城市规划的教学与研究（摘自网络）。
注2，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楚国宛地三户（今南阳淅川县滔河乡）人。春秋末期战略家、经济学家。曾献策扶助越王勾践复国，兴越灭吴，后隐去。著《范蠡》二篇，今佚（摘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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